“厕所文明”的没落
中国文化历来重视“入口”而轻“出口”，耻于谈厕，不谈厕，在享誉世界的“食文化”的背后，隐藏着难以启齿的“厕文化”。
中国厕所的起源，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发现的。考古发现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土坑，从西周到春秋，厕所多与猪圈并排，而且一旦“某个坑”被“放弃”，就会用一个奴隶去填坑。于是厕所是“脏”的这个观点就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史载在殷商时期，西周之前，汉民族就有“尚洁”之风，当时这股风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，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。即使是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年代，身处围成铁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军民也不忘记厕所卫生。据《墨子》载，在城头上要“五十步一厕”，周遭以垣墙围之，“垣高八尺”，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溺。城下则“三十步为之圜，高丈，为民溷，垣高十二尺以上”。
中国的旧俗中还有一整套对厕所的卫生管理方法。据载，早在汉代，中国就有了公共厕所，那时叫作“都厕”，到了唐代，就更多见了。当年的马可·波罗曾对中国的卫生设施叹为观止。
在宋代，奢华的杭州城里就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，他们沿街过市，专门上门收粪。在官制上，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“右校署令和丞”等。这些，都表明中国曾有过辉煌的“厕所文明”。然而，到了近代，中国的厕所卫生渐渐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。
近现代，中国农村的“厕所”大多比较简陋、肮脏、破烂不堪，基本是“一个坑两块砖，三尺土墙围四边”，北方的男厕多采用蹲坑式，妇女采用“灰桶子”，即：一木桶，内放石灰或草木灰。清朝时，为了解决粪便管理的经费，清政府也曾试着搞了些收费厕所，并允许私人开办，清朝庆丰年间《燕京杂记》记载“京师四藩入者必酬一钱”，即是明证。但当时公厕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，人们随地便溺，或便于马桶之中，倾倒于街旁，满街狼藉臭气逼人。
中世纪的欧洲，人们还没有厕所观念;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房、厕所、卫生间、洗手间，从无到有，从私有到公共，从单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谢、卫生调整、休息乃至审美、商业、文化等多功能，厕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。
19世纪堪称是“厕所世纪”。在19世纪40年代，在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。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于1852年的伦敦，而1852年的中国，紫禁城里还不知道什么是抽水马桶，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从“后门”进出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当时的厕所文明与号称“日不落帝国”的英国已经相差甚远了。
厕所是社会进步、文明发展的产物，厕所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方、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状况。上海就曾经是一个备受全国“旅客”指责的地方，逛街找不到厕所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却发现每个“位子”都有“外加费”，不付钱不让你“蹲”。
厕所的革命
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中国掀起了一场厕所的革命。
在城市建设方面，1992年，国务院令(第101号)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颁布，为整治城市环境卫生奠定了法律基础。此后，各地开始有计划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公厕。例如，1988年和1989年，北京投资近200万元建设厕所;1994-1996年期间，共投资3217万元，新建、改建厕所分别达46座和73座。
伴随着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公厕的普及率也迅速上升。1993年以来，卫生厕所提高了27.53个百分点，约相当于前40多年的4倍。仅双瓮漏斗式厕所，就建造了1043万座。截至2001年年底的统计，中国共有公厕107657座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。
在《九十年代儿童发展规划纲要》中，中国政府正式向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诺：全国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00年年底达到40%。截至2001年年底，经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规模的“厕所革命”，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39.83%，基本完成了九五计划提出的目标。
农村改水改厕的主要目的是预防、控制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。粪便中和被粪便污染的饮用水中，含有多种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原体，包括致病的病毒和虫卵，严重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。
时至今日，这场革命还远未结束。虽然在一些“窗口城市”，卫生公厕的普及率已经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看齐，但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的旧城区、老商业区和广袤的农村，关于厕所的革命依然任重道远。
在2001年新加坡举行的“第一届世界厕所高峰会议”上，中国代表团代表表示，为迎接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北京将投资2.4亿元人民币增建和更新2003个公共厕所。到2008年，北京市公厕的面貌将焕然一新：干净、舒适、豪华。
2004年11月，世界公厕峰会将在北京召开。相信这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的“公厕革命”，促进中国的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。
